没有孩子是女人最大的失败？！听听女性艺术家怎样定义自己

著名摄影师肖全曾说过：“三毛和杨丽萍都是离自然和上帝最近的人。”

然而，最近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抖音账号下却出现了这样一段评论：

多么可笑，直到 2020 年还有人在用生育来衡量女性的价值。这句话戳到了很多人的敏感点，瞬间引发了无数讨论。因为这么多年来，女性身上的枷锁好像一直都存在。

选择成为一名母亲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事情，但这绝非是衡量一个女性价值的标准。对于杨丽萍来说，或许这句话根本不能引起她丝毫的在意。她一直与自己热爱的舞蹈在一起，用舞蹈寻找快乐、表达自己。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强大让她活得特别坦然。

而在其他领域，也有这样一群女性艺术家，通过手中的镜头，在摄影的世界中，寻找着自己的定位，表达着自己的诉求，改变着身边的环境。

“我们都是自己想要映射在这个世界模样的产物。”——辛迪·舍曼

《无题 404 号》（Untitled＃404）出自《好莱坞/汉普顿类型》系列，在用洋娃娃或其他道具代替自己身体近十年后，舍曼再次把镜头对准自己以及那些流行的对女性、名人和好莱坞的刻板印象。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所扮演的角色是 “为了得到一份表演工作而摆姿势拍大头照的准演员或曾经的演员（在现实生活中是秘书、家庭主妇或园丁）”。这些对追求青春和社会地位的个人形象的刻画是辛酸的、令人不舒服的，但同时也具幽默意味。

或许是细腻而多愁善感的心理特征让女性摄影师的表达方式更为多元和独特，或许是要冲破社会对待艺术领域的性别陈规，又或许是天性善于营造浪漫理想与现实矛盾的融合氛围，与男性摄影师相比，女性的摄影，尤其是当代女性的摄影，更具个性色彩。

当女性摄影抛开最直接的客观表象，从内心出发去观察外在的环境与变化，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展开同自我、同他人乃至同世界的对话时，色彩更加斑斓。

一些女性摄影师用视觉方式深入地了解女性，挖掘对生命的感受，描述独特的身体经验，观照自身的情感。

摄影师杨文洁的《她自己的一间房》系列拍摄了单身女性们在自己寓所的肖像，展现这些女性在属于她们自己的空间中最自然的生活状态。

Connie。婚姻结束后，她和一个比她小十几岁的爱人有过一段长达十多年的感情关系，可最终还是以分手告终，现在的她靠出卖自己的画谋生，同时帮人带孩子来赚取生活费。她说：“我的房间里装饰着我美妙的艺术幻想，而我女性的身体则被包裹在男人西装里，因为其他女性的陪伴而闪闪发光。”

Gayle。18 年的专业舞蹈生涯令 Gayle 拥有完美的身材，她的生命里少不了音乐，舞蹈，还有爱人的陪伴，“我讨厌房间里有电视，我的前一段婚姻就毁于此，他整天在房间里看电视，两个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然后婚姻就这样破碎了。现在好了，我再也不要我的房间里有那个讨厌的玩意儿。” 这个像精灵一样的女子这样形容这间属于她的房间：“喜悦的基础，神秘感柔软的层次。轻松感厚重的斗篷，我这片静谧之地很安全，叫人无比平静。这就是我的力量之源。”

Lesley。Lesley 平时都把自己包裹地严严实实的，来自西安的她 10 年前来到美国，就读于雪城大学的艺术史和国际关系专业，毕业后来到纽约的一个画廊工作，适应新的环境，结识新的朋友，对于未来是在纽约继续发展还是回中国去都没有定论，她这样描述自己：一条金鱼，短暂的记忆，缓慢地在她的鱼缸里寻寻觅觅。从不回头，只是感觉着水，以及悠游其中的时刻。她不断寻觅着，忘记了要寻觅什么。

另一些女性摄影师尝试在影像实践中，创造自己脑海中的女性形象。

在求学纽约乃至定居于此的日子里，日裔女摄影师滨田恭子（Kyoko Hamada）对地铁和公园里超然物外的老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独居缓步，从外形到气质，仿佛都来自另一个时代。

然而，当她作为志愿者身背相机登门探望时，老人们面对镜头却表现得羞涩，仿佛彼此间有层隔膜，只能让她靠想象来还原他们的一日生活。直到商店橱窗里的一顶银灰色假发开启了滨田的灵感大门，她亲自上阵扮演了一位陌生的老妇人作为自己的拍摄对象，完成了一组名为《我曾经是你》的作品，获得 2012 年 Lens 文化国际博览会大奖。

这组作品从酝酿筹划到完成发表历时约一年半，其间，滨田经历了父亲去世和日本 “3.11” 大地震，并与 6 年见罹患老年痴呆症的祖母重逢，对于时间与生老病死有了更加深切的体验，而这些都平和温婉地反映在她的作品中。

还有一些女性摄影师则采取女性视角，通过影像来审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并且在性别、身体、自我认同等方面进行质疑、探索。

女摄影师 Laia Abril 拍摄的纪实摄影作品《女孩的爱》（Femme Love），选择了来自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对情侣 Mox 与 Jenny，记录她们日常起居与二人世界的点滴。

可能叫 “Butch Love”（Butch，指装扮/行为/气质较阳刚的女性同性恋者）也合适，因为两个女孩都是短发和中性装束，有着缺少阴柔魅力的脸庞和身体线条。女同性恋群体用细分的 “butch” 性别来称呼对外表和衣着改造使自己具有一定男性气质的类型。不过照片本身并无意于性别二元制的残念，女孩镜头前舒展自如地展示生活的一切，有种摘下了在公开场合佩戴的徽章的放松，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精神自由。

不过照片本身并无意于性别二元制的残念，女孩镜头前舒展自如地展示生活的一切，有种摘下了在公开场合佩戴的徽章的放松，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精神自由。耳钉、纹身等身份信息的细节仍在，却没有咄咄逼人的展示焦虑。在 Laia Abril 的镜头中，一切文化符号和它们之间的角力都淡化了，被一种更丰富的人性底色所取代，是对爱永恒不变的凝视与解答。

不同于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笔下 “女性被双重物化” 这类简单粗暴的影像，这种对话有时反而显得相当的若无其事：“女性” 这一角色并没有被刻意地彰显，也没有单一强烈地对于 “男女平等” 的诉求。
不过，很明显，这种观察往往伴随着一种独特的细腻，需要在反反复复地仔细辨认中，才能体味到这些女性摄影师的意图—思考女性如何在生命中为自己定位。

这种对话，与性别有关，但又不仅仅与性别有关。除了希望用自己的话语表达、发声，探讨一些女性在社会中遇到的生存瓶颈，为她们争取更多平等的地位……最本质的，这些影像呈现了新鲜真实的生命个案。

这些作品并非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的艺术创作，影像也并没有过分夸大女性的特性与特权，进而走上与男性本位文化一样的缺乏宽容的道路。

国际社会对于女性摄影师的关注也从未停止。在 2016 年，阿尔勒摄影节便专门设立了女性摄影师最佳展览奖（Prix Arles Madame Figaro）。集美·阿尔勒摄影节紧随其后，于 2017 年在国内设立了首个女性摄影师奖——集美·阿尔勒 – Madame Figaro 女性摄影师奖。

去年刚刚结束的集美·阿尔勒优秀女性摄影师奖由罗洋获得。罗洋从 2008 年开始拍摄 “女孩儿” 系列，而今年她在集美·阿尔勒展出的《Youth》系列作品中又多了一种性别——男孩儿。

罗洋说，从拍摄 “女孩儿起” 到现在这十年间，她看到了这个社会的转变，这种变化体现在男孩子身上尤为有趣。“可能是因为这个社会变得相对来说更加开放了，所以社会对于男孩子性别的定义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刻板了，他们真的可以去涂指甲、涂口红。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所以我开始拍摄男孩儿，拍摄青年们。”

而位于班加罗尔的艺术与摄影博物馆（MAP）去年的展览《回眸印度摄影：从殖民到当代》甚至从女性摄影和女性摄影师出发，探索了从 19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初、20 世纪中叶、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三个阶段印度摄影中女性形象和角色的变化，以及印度女性摄影师的表达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