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严重时期，严格的管控措施淡化了交通压力的影响。而复工复产刚铺开的时候，大家却都能快速无卡顿地切换到 “上下班堵死”“周末出门没车位” 的适应模式。交通对于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虽然共享单车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 “共享” 的概念在 7、8 年前可能还是要靠倡议的一件事，更别说早已超出全球平均水平的高铁以及其他交通建设，在以前也是大家不敢想的。

中国交通的发展速度，实在是令人惊叹。因此，当回看那段连小汽车都少见的日子时，便更有感触。今天，摄影君就和你一起回看摄影照片中的 “老交通”——这里有 “洋车”，有 70 年代北京的地铁，也有数不尽的几代人的回忆。

如今，居住在一线城市，交通和住房也许是两个最突出的问题。

以北京为例，居住在市中心的人居住条件普遍较差；住得远的，住房或许宽敞一些，但交通就不那么便利。对于普通人而言，既住在内环，房子又宽敞的家庭，恐怕更为稀少。

但以前不是这样，早了不说，大概 30 年前，北京的三环外乍一听还像是城乡结合部。当时交通工具主要以自行车和公交为主，坐地铁的都不多，走路上班的人也不在少数。尤其是机关单位，宿舍一般就盖在单位附近，交通基本不是问题。

再早几十年，北京过去的城墙就在如今二环路的位置，从城北安定门到城南永定门，在当年可是不得了的距离。

我小的时候，从北京东城的地坛到动物园也算是出远门，一年也赶不上一回。洋车夫凭两条腿拉车从天桥到动物园，这个距离的概念与所需要的时间，不亚于如今乘坐高铁从北京到山东济南打个来回。

记得有一篇文章回忆到：清朝晚期，摄政王载沣的两个女儿觉得住在后海北岸的王府十分憋闷（尽管王府有上万平米），没跟家人打招呼，就私自乘黄包车出 “远门” 逛到如今的王府井东安市场附近。

这一大胆举动把家里人吓得要死，惊动了不少人才把她俩找回来。那么这个 “远门” 有多远呢？今天看来实在让人发笑，大约就是鼓楼西大街到王府井这段距离。

早些时候，我们出门最合适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如今倡导绿色出行，坐公交虽然十分环保，但事实求是地说，公交有时需换乘，增加了麻烦不说，时间也没有保证。另外，如今在街头也能看到许多电动两轮或三轮车，对骑自行车出行的人影响很大。

我曾在报纸上看到有人撰文说，北京应向丹麦哥本哈根学习，划出自行车专用道，机动车应主动避让自行车。我看后不禁暗笑，个人认为丹麦的经验并没参照性。

首先那里全城人口不超过 40 万，机动车自然也少。欧洲人讲究行车文明，这一点不容怀疑。但这个习惯不是依靠交通部门发几个通告，或在大街上贴几条标语就能培养出来。

有外国人曾说：看中国人怎么走路，就知道他们怎么开车。其实刚有汽车那阵子，发达国家的交通状况也很混乱，马车、汽车混行不说，汽车顶上坐满人，堆放行李的情况也不新鲜，而且马车在街上乱跑照样撞死人。法国的科学家居里和美国的巴顿将军都是被马车撞死的。咱脱贫致富刚几年呀？

1960 至 1970 年代，谁家有马车或者拖拉机就很不错。大街上难得见一辆汽车，小汽车就更稀罕。文革前后，北京只有一座百货大楼，还有一个友谊商店。因为常有大使馆的人光顾这两个地方，所以这里见到新式小汽车的频率最高，常常引起围观。

20 多年前，夏利和大发牌面包车是中国最早成批引进的日本汽车，那时如果谁拥有一辆私家车，还是一件羡煞旁人的事。所以当时的路况没有现在这么拥堵，停车也方便许多。

北京是中国最早拥有地铁的城市。当时需要把地面整个挖开来建设，对地面交通和城市景观影响很大；但那时候好像没人顾忌这些，吃饭穿衣才是问题，至于扬尘、雾霾、汽车尾气，甚至过期食品、再生布、黑心棉都一概不惧。这也侧面说明那时的交通问题在老百姓眼中不是个事。

英国伦敦是世界上最早修建地铁的城市，比北京早大约 100 年。几年前，伦敦市长鲍里斯访问北京时提出要体验北京的现代化地铁。中方安排他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

当这位市长听说这条地铁线已有将近 50 年 历史后，大为吃惊，感叹历经半个世纪的地铁还能这么干净。当他听到票价是全程 2 元时（当时还没有票价改革），更是惊呼便宜，几乎是免费乘车。

不过，在这位伦敦市长看来，两个世界著名城市地铁交通的唯一差别却是，北京的地铁乘客太多。“鲍市长” 在下午 3∶30 左右进的西单地铁站，已经躲开客流高峰期。鲍市长说：现在这个客流量已经是伦敦地铁最挤的程度了。

在一线城市，交通是个躲不开的问题。现在京津冀一体化联合发展，交通问题就更加突出，坐火车上下班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回家吃完晚饭就睡的生活方式，也许将会伴随很多人从青年走向老年。有些人能坚持，有些人实在坚持不住，为了缩短距离就只能搬回 “蜗居”。

如今，在世界各大城市有成千上万人在面对类似这样的两难选择，只有避重就轻，没有十全十美。

（图文：章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