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你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

无论是对一个人来说，还是对一个集体来说，“身份” 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微妙概念。一个人或集体具有的身份标签，不仅来自他或他们所具有的性格、行为方式和特点，也取决于外界如何看待他或他们。

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但是很多时候，“我是谁？” 这个问题又是在和他人、和社会的互动中才得以描述。

苏格兰艺术家富勒姆·科尔文（Calum Colvin）的作品便一直关注 “身份” 这个概念。

他的作品融入摄影、绘画、雕塑和装置等创作方式，善于利用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来创造第三个供人想象的空间，以此来突显 “身份” 这个主题。

富勒姆·科尔文是苏格兰最受尊敬的艺术家之一。

他是邓迪大学艺术学院（Duncan of Jordanstone College of Art in Dundee）的教授，是苏格兰当代艺术界的领头人，还是苏格兰皇家学院的会员。

2001 年，他被授予英国 “最杰出勋章”（OBE—Officer of th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这是英国女王授予的一项享有盛名的荣誉。

在富勒姆·科尔文的自画像《自然魔法》中，他右手伸向前方，左手握着一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看上去也是画框的一部分，又像是艺术家 Escher 的作品（Escher 是荷兰平面艺术家， 经常画出不可能存在的物体和结构。这些效果是通过在二维图像中创作三维空间来实现的―编者注），而苏格兰国旗的图案便是十字架。

在这幅作品中，富勒姆·科尔文伸手要去拿什么，他发现了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开始了对他的采访。

富勒姆·科尔文访谈录

采访者：你的照片拍的是你创作的装置和绘画作品，非常独特，你是怎么想到的？

富勒姆·科尔文：首先，我的想法是整合在学校学到的两种艺术创作形式；其次，我也想挑战艺术领域对创作媒介的既定态度，因为人们一般会认为绘画是高于摄影的艺术媒介，那么我把这种媒介混在一起，就不存在高下了。

另一个原因是，1983 年，我搬到了伦敦，去皇家艺术学院（RCA）学习摄影。最初，我计划拍摄纪实摄影风格的作品， 但却发现慢慢又返回到自己的拍摄方式。在皇家艺术学院的学习，强化了我突破摄影、雕塑和绘画界限的想法。

采访者：你的作品涉及到对艺术史经典形象的引用，也包含部分当代流行文化元素，但所有作品的核心都是对苏格兰 “身份” 的探索和反思，最开始什么激发了你这样创作？

富勒姆·科尔文：搬到伦敦之后，我倒更对苏格兰文化感兴趣，而且我本身喜欢研究苏格兰文化特色。

当时，苏格兰作家阿拉斯戴尔·格雷斯（Alasdair Gray）出版了小说《拉纳克》（Lanark）。这部小说对我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它既是一本自传，又是一本科幻小说，同时又有超现实主义文学特点，作者还与书中人物玩闹式地互动。

这些特点使我重新思考，有没有可能用摄影的方式创作更丰富的视觉艺术。因此，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那些能用视觉表现的文化概念。渐渐地，我将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媒介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目前所看到的 “万花筒” 式的作品。

在我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照片本身是一种场景和一幅画的结合，二是我将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主题强行放在一起。

采访者：向我们谈谈你搭建场景和拍摄过程吧？

富勒姆·科尔文：开始时，我会很精心摆放日常用品、家具和饰品，以形成一个舞台；然后我会选择一个特定拍摄位置摆放我的 10×8 大画幅单轨相机；接着，我在布景中画上各个部分，即在物体表面绘画，而所画的图像只能从摆放相机的固定角度观看才是成立的；最后，我拍下整个场景。

采访者：和我们谈谈《三位女神》（The Three Graces）（1997）这张作品，你是怎么拍摄的？

富勒姆·科尔文：这幅作品是为苏格兰国家现代美术馆的一个展览 “神圣与世俗”（Sacred and Profane）而拍摄的。

当时，苏格兰的多家国立美术馆和伦敦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 in London）一起，购得了卡诺瓦（Canova）创作的《三位女神》雕塑。

在古希腊神话中，三位女神都是宙斯的女儿，分别代表欢乐、优雅和青春美丽。而在我的版本里，这三位女神被画在医院的病床上，表达其逐渐变老和面临死亡的场景，否定原始形象代表的青春活力。

这样安排，我想回应关于使用纳税人的钱购买雕塑的争议。这个问题当时在报纸上经常出现，有人说，这笔钱投资在医院要比购买雕塑更有价值。

采访者：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是你作品中的常见主人公，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在哪方面吸引了你？

富勒姆·科尔文：罗伯特·彭斯（1759～1796）是苏格兰民族诗人，可以说他是苏格兰的儿子。有数不尽的书刊载着他的诗歌，有无数的雕塑、邮票、装饰盘和徽章用来纪念他，在很多茶巾、杯子和威士忌瓶子上也印着他的肖像。

他在苏格兰人民心目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鉴于我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创作习惯，对彭斯的关注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采访者：你认为，你的作品和其中表达的主题以怎样的方式走出了苏格兰的文化语境？

富勒姆·科尔文：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苏格兰的地位应该不仅在 “联合王国”（“联合王国” 指英国——编者注）框架下。苏格兰现在是英国的一部分，但是在国际文化语境中，苏格兰独有的文化特色也被广泛关注。

早在 1980 年代，我在一个画廊工作， 曾在洛杉矶的市场寻找拍摄道具。那时我发现，在洛杉矶售卖的饰品和家居用品，与我在伦敦和爱丁堡见到的几乎完全相同。

我开始意识到，苏格兰的文化符号早已通过威士忌瓶子和蛋糕盒子上的图案传遍世界各地，人们已经熟悉了穿着方格短裙的高地人形象、邦尼王子查理形象、罗伯特·彭斯的形象，以及苏格兰城堡形象。

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景观，与现代苏格兰的真实情况大相径庭。但我看到通过这些文化符号创建一个新的视觉世界的可能性。

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并不是苏格兰特有的，我认为， 努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找新的文化身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在作品中表现的是更为普遍的社会性话题， 比如死亡、痛苦、幽默等。不过我明白，艺术家要有自己的话语方式。

采访者：在创建邦尼王子查理的肖像时，你是如何融入你的想法的？

富勒姆·科尔文：比如，效仿苏格兰画家威廉·莫斯曼（William Mosman）的作品拍摄的《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的肖像》（Portrait of Charles Edward Stuart after William Mosman）这幅图片，我接受了艺术家要在 “建构” 历史人物的理念。

这幅图片是在临时搭建的工作室创作的，而艺术家的作品被安排出现在左手边的镜子里。多年以来，我已经创作了许多版本的王子画像，每一次重新创作都会减少一些王子的个性特征，画像变得越来越有距离感，让历史人物不再特征鲜明。

通过不断复述，我希望表明 “历史 ‘事实’ 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这个观点。

采访者：多年来，你觉得你的作品有什么发展？

富勒姆·科尔文：对我来说，艺术创作本身就是一个激发兴趣的过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很少创作表现个体的作品，而是关注更宽泛的社会话题，比如死亡、记忆、集体认同等。

更多富勒姆·科尔文作品

（图：阿拉斯戴尔·福斯特（Alasdair Foster）；文：富勒姆·科尔文（Calum Colvin）；编译：空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