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王福春 | 一生只做一件事

缅怀王福春 | 一生只做一件事

王福春 40 余年驰骋于铁轨之上,他的经典摄影作品《火车上的中国人》见证了中国铁路行业的发展与中国人生活面貌的变迁。

2014 年,《摄影世界》杂志曾对王福春进行了专访。今天,我们将这篇图文重新编发,以示深切怀念。

摄影家王福春

从第一次踏上火车至今,回首四十余年,命运只将王福春推向了一件事——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说是命运的怂恿,是因为王福春在一开始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火车将会成为他一生拍摄的主题。

而从这一题材上获得成功,剥丝抽茧,也是王福春在命运的几个关点做出独立选择的结果。王福春所拍摄的《火车上的中国人》,恐怕是国内摄影界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之一。1990 年代,“黑镜头” 系列丛书出版时,就收录了王福春当年拍摄的几张火车上的肖像。

哈尔滨一北京,1986 年

那时,王福春正在摸索,作品已渐成系统,那些镜头经典又震撼人心:因困倦扒在椅背上艰难休息的乘客,在车厢里用麻将来打发旅途漫长时光的乘客,为了省钱而挤在一张硬卧上含情脉脉互视的情侣……看过这系列丛书的人,都记住了王福春的名字。

当时,王福春的身份还是一名铁路工人,却正是他创作的高峰期。1977 年,“文革” 结束,画着一手好画的王福春被调进三棵树车辆段工会做宣传干事,起初对摄影还没什么兴趣,偶然间被派去拍摄单位的劳模,才第一次摸到相机——一台老式的海鸥相机。

北京一广州,1989 年

这一摸,他便没有停下来。“追溯到最早,这组作品应该就算是从 1970 年代开始。1978 年改革开放,我就开始拍铁路,因为我是铁路职工,坐火车也不花钱,随便坐。利用坐火车机会,我看到很多车上有趣的故事,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状态,就把它们都拍下来了。”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正是中国铁路积极转型,日常生活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作为百姓能负担起的最重要交通方式,火车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迁徙,以及精神风貌。从一开始满车的解放服和解放帽,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民工潮,封闭而满载的车厢,将时代的宏观变革凝缩为日常的微妙变化,王福春的工作让他有幸积累了很多珍贵而原生态的画面。

哈尔滨一上海,1991 年

没几年,王福春遇到了人生第一个选择。工会主席想提拔这个爱摄影的小伙子,于是派他去车间当书记锻炼一下,以便日后提拔。但是一听要离开相机,王福春不干了,“我不喜欢,也干不了,就觉得摄影挺好”。

两次下达任职令,王福春都拧着不去,一直到 1984 年,他听说哈尔滨铁路局研究所有个摄影师编制,便乐呵呵地立即转过去继续名正言顺地当摄影师。王福春说,他可能不是个在处理社会关系方面很灵光的人,头脑简单稀里糊涂的,但在人生大方向上,他把握得最准。

沈阳一大连,1994 年

拿到免费的胶卷和相机,王福春拍起来更大胆也更有动力。他闭起眼睛回忆,那阵他一听不到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就会失眠,长期在火车上生活,这已成为他的 “催眠曲”;在火车上生活,他既见识过集体救人的感动瞬间(这让他也养成了随身带急救药物以方便旅客的生活习惯),也见识过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车厢管理混乱,犯罪分子公然在列车上吸毒和嫖娼的场景。

王福春经常把相机挂在左肩上,外面穿件外衣心梆梆直跳,相机拽出来按一张,手一松,顺势滑到衣服里遮住,不易被人发现。有些镜头没敢拍到,王福春现在念起来,依然充满遗憾,“但有些事情,很难完美,这是一种哲学”。

北京一沈阳,1994 年

1998 年,王福春选择了提前退休,他希望能够更自由地将时间用在摄影中。在工作期间,他也遇到了 3 次进京当摄影记者的机会,但就像他说的,自己 “把握住了人生大方向”,留在黑土地上,继续拍火车上的人生百态。

“走过这么多年,我没有离开过铁路,也没有离开摄影。在我的生命中有多个岔路,可能会改变我,我都没有改变。因为我就适合干这个,给我下令当书记或这个那个,我连看都不看。对别人来讲,那还了得,提干不是好事吗?当官还不好吗?但我觉得没意思。回过头看,是傻的,但是傻人有傻命,我完成一件最喜欢的事,就够了。”

王福春将自己的拍摄比喻为挖井,当年他也挖了不少口 “井”。早期,除了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他也拍了《中国蒸汽机车》《黑土地》《东北人家》《东北人》《东北虎》等不少摄影项目。“摄影师面对拍摄题材,就像面对好多口井,有深有浅,有的只要再一锹下去就出水了,但可能因为缺少 ‘透视眼’,东挖一下西挖一下,没出水就丧失信心走了;而我觉得只要看清是否有水,就要坚持一挖到底。这是成熟的标志。”

从一开始的无意识拍摄,到积攒了上万张火车上生活的照片,王福春渐渐摸索到了自己的拍摄命题。说是命题,他觉得自己肩上有了完成这 “命中之题” 的责任。

武汉一长沙,1995 年

“这些照片不是眼下的事儿,需要过了很多年后回头看。拍二十多年的东北虎,回头看,虎是不会变的;而人在这几十年中,变化却非常大。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我拍的那些都是啥,全是解放帽、解放服、中山装,全是单一蓝色的。整个千人一服,千人一面,没有变化。进入 1980 年代末,人们开始留长发,穿喇叭裤,等进入 1990 年代的时候,时装开始丰富和时尚了。这个时候,开始千人千样。这个就是所谓的 ‘社会变化大’。”

通辽一集宁,1998 年

王福春隐约感受到,自己的摄影生命已经与火车上所体现的时代变化交织到一起,这种变化充满魅力,于是他再一次在重要节点上做出选择,逐渐放弃了其他摄影项目,只专攻一口 “井”——火车题材。

2001 年,王福春出版了画册《火车上的中国人》。这些厚积薄发的照片,以及漫长的时间线索让这组照片变得厚重而充满意味,这是他对那个变革年代所做的总结。

2006 年,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动车、高铁走入人们的生活。原本想退休在家休息的王福春又开始躁动不安了。老骥伏枥,他希望做出时间跨度更长、更有历史重量的作品。于是,他借青藏铁路开通之际,重新登上火车。

北京一哈尔滨,2007 年

更多的变化让王福春应接不暇:“你看手机的发展,最早是大哥大,后来是带天线的手机,前几年手机越变越小,现在(手机)又变大了。过去,我拍电视第一次出现在车厢里,全车厢的人都在看电视, 现在(火车里)电视就在乘客头上,大家却连头都不抬一下,全低头看自己的电脑、iPad 或手机。我在车上拍低头族,这不又是时代在变化吗?” 他意识到,这些都是值得用影像记录的,“拉开时间看,让人有感触”。

宜昌一汉口,2012 年

王福春的照片中充满细节,就像他说的,纪实摄影有时是一种 “人学”,他拍的都是百姓生活,都是人们可视同时又容易被忽视的事物。生活化、情绪化、趣味化是他对自己多年拍摄的总结,国家大事他不拍,因为 “没那个义务”,“拍得漂不漂亮也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能记录一段历史。

北京一上海,2013 年

(图:王福春;文:朱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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