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自述:不值得再冒死报道战争了

战地记者自述:不值得再冒死报道战争了

一年半以前,我(原文作者,下同)在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Naples,Florida)的一间豪华海景房的客厅里找回了自我。之前我一直在中东当驻地记者,这是两年来我第一次回到美国旅游。

来到了这座大厦之后,我的家人和我尽量让这个假期变得圆满。我原本希望自己能观赏海景,结果我被一次闲聊逼入了绝境。

我们的女主人问我曾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土耳其南部的一个小镇。不可避免地,她问我在那里做什么。“我是叙利亚的驻地记者。”

她一听这话,马上问道:“那么,你的报道都真实吗?”她问的这个问题就像有人碰到了美国职业摔角选手,然后问发生在摔跤场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承认吧,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编造的。

她继续逼迫我,对我说她很肯定媒体并没有给出完整的新闻报道。她想知道为什么。她知道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很坏,但究竟谁才是反对派?(那是2012年12月的事,当时温和反对派统领着叙利亚的反抗武装。)

我告诉她:“上周我回家之前正好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报道。”在那一天的《纽约时报》上也有一篇关于叙利亚问题的文章,她的咖啡桌上正好有那份《纽约时报》。我指着它说:“在今天的报纸上你也能看到有一篇关于叙利亚的冗长文章。”

Jim Foley 也写了一篇关于叙利亚问题的文章。2012年10月,他为《环球邮报》写了最后一篇文章,详细说明了在阿勒波(叙利亚城市)反对武装战士与平民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那篇文章写完不久他就被 ISIS 挟持了,在被监禁了600多天以后被斩首,8月19日他的斩首视频被公之于众。

我常常在想为了报道战争,记者(包括我自己)所冒的风险。意识到 Jim 的死亡后,这些问题更加沉重地压在了我心上。

我在中东和阿富汗工作了7年,去年10月我回到美国并驻留下来。在我回美国之后的几个月里,我遇到了无数像佛罗里达那名妇人一样的人,他们住在豪华的高楼大厦里,被那些不想看也不想思考的信息包围着。

美国人从未如此讨厌新闻记者。以前,政治报道是最能引起争议的话题,也最能促进报纸的销量。但现在读者压根不相信报纸。

2011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调查对象认为新闻报道不准确。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说新闻媒体“不专业”。42%的人认为新闻媒体不道德,只有38%的人认为新闻媒体有道德。

在国外工作时,我甚少思考人们如何处理新闻信息。为了保持客观的态度,我从未想像过人们渴求着国外的报道。我假设每个人都不一样,但只要我想到人们闲暇时想要研究问题时,我的职业能为他们提供现成的东西就很舒心。

最重要的是,我当新闻记者是因为我喜欢这份工作日常的繁忙。另外,当我报道时遇上空袭或者路边炸弹爆炸,我会觉得自己的报道有价值。

2012年11月,我在阿勒波报道新闻。当时,冲突仍处于早期阶段,伊斯兰国家还没有正式形成,温和的反对战士很乐意与记者合作,帮助记者穿过前线。

当反对武装占领了城市边缘的医院(从战略上来说这很重要)的消息传来时,我和其余三名记者还有一名口译者想亲眼去看看。

不幸的是我们被捕了。让我至今不懂的是,我们被带到他们的基地,被给予午餐,还被告知不用担心:我们之间有误会。

在经历了紧张的几个小时后,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路边的咖啡站,给我们买了饮料,最后把我们放在了阿勒波相对安全的市中心。

一个月后,我坐在佛罗里达高楼里,被人询问有关新闻标准的事。在一个这样的国度报道战争,摧毁了我曾在新闻业里找到的使命感。为什么要冒险为这些毫不关心战争的人报道战争消息呢?

当没有更高的目标时,记者这个职业是什么样的?即使你热爱工作,你的热情也会在工作中被磨损。有时候你为读者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取第一手资讯,他们却还在想也许你所有的冒险都只是为了隐藏某些信息。

在中东时,我曾见过 Jim Foley 一两次,但只是听说过他是一个友好而又不紧不慢的人,即使在最可怕的情况下,他都能让人们笑出来。

现在他已经死了,我希望如此优秀的人死得有价值,至少有美国公众渴望知道他所传达的信息。更难接受的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他死了,人们急切地想要评点他的职业生涯和他的观点,却并不看他之前发表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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